在山西，煤炭从来不只是地下资源。它是铁轨上驶向远方的列车，是矿灯下的劳动，是许多家庭的收入、尊严和安稳，也是一座座城市得以运转的基础。笔者生于此、长于此，长期研究资源环境与转型。从童年听惯的车轮声，到后来走进矿区、企业，煤炭始终是我们理解山西的核心线索。身在其中，能够感受它的温度，也难以回避它留下的沉重。

站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当下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，煤炭怎样一步步改变了山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面对“富煤、贫油、少气”的资源禀赋，国家将山西视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要地；1982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正式作出在山西建设能源基地的战略决策。在此后数十年间，山西以一己之力肩负起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重任：煤炭产量长期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，外调量占全国省际净外调量的近四分之三。彼时山西人常以“点亮全国一半灯，烧热华北一半炕”为傲。

国家的能源需求刺激了山西煤炭产业的发展，产业又支撑起地方经济、组织和社会发展，也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职业选择、生活模式和心态。煤炭产业带来发展机会，也逐渐替代了部分市场活力、创新动力、财政弹性与社会自我保障能力。无数个当时合理的选择，最终让山西越来越缺少煤炭之外的选择。煤炭由此从一种资源变成一种结构，并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地方命运。

今天，“双碳”目标和能源转型正在重新定义煤炭。山西面对的并非煤炭的突然消失，而是经济社会能否平稳发展。本文沿着“煤炭之前——煤炭山西——走出煤炭”这条时间轴，梳理依赖形成的历史，解释转型为何艰难，并寻找出路。所谓“走出煤炭”，不是告别煤炭，而是走出单一依赖；写这些，是不愿故乡在煤炭增长空间收窄时失去选择未来的能力。这正是笔者的乡愁。

煤炭之前，山西依靠的是人的能力

山西之所以为山西，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资源所重新定义，但多以信义连接天下。

从陶寺文明到晋国，从农业、冶铁、盐业和手工业到明清商业，这片土地形成过多种生存方式。山河阻隔让山西人珍惜土地、守护家园，战争、迁徙和贸易又迫使人们走向外部。守土与远行、朴实与进取长期并存。明清晋商经营盐、茶、粮食、布匹和药材，以票号建立跨地域的信用网络。那时山西最重要的资源，不是地下矿藏，而是人的信用、组织、经营和连接市场的能力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煤炭、钢铁、重型机械、军工、化工、纺织、陶瓷、食品、医药和电子工业共同成长。太钢、太重、晋西车轴、经纬纺机，以及海棠洗衣机、春笋电视机、汾酒、陈醋等产品，构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。不同工厂提供不同职业入口，普通人不必把一家生计寄托于煤炭。

山西曾经拥有多样的产业和谋生道路，也曾经依靠人的能力和信义连接市场。

煤炭之前的山西发展史证明，煤炭后来成为压倒性的经济重心，并非资源禀赋自动决定的宿命，而是特定时代需求、国家区域分工和无数次现实选择逐渐累积的结果。

煤炭怎样从国家使命变成地方命运

新中国要发展工业化，需要钢铁、电力、铁路和城市供热，山西资源丰富、煤种较全，又接近华北和中东部市场，建设国家能源基地是现实且合理的选择。从“一五”时期扩建大同等矿区，到改革开放后能源需求持续增长，再到晋北、晋中、晋东纳入国家大型煤炭基地布局，山西的能源功能被一轮轮建设强化。矿井不断开掘，铁路向外延伸，煤炭进入全国的电厂、钢厂和工矿企业。

这像一份“历史能源契约”：山西提供资源、劳动和环境容量，市场和基础设施为山西带来投资、就业、财政收入和产业地位。对国家，煤炭是工业化必需的能源；对地方，是改变贫困面貌的道路；对企业，是市场和利润；对家庭，是工作、工资和保障。山西发展煤炭不是错误的选择，矿工和煤炭企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更不应被遗忘。

问题在于，一项持续数十年的国家功能会沉淀为地方结构。矿井、铁路、洗选、焦化、电厂和大型企业形成巨额固定资产；基础设施越完善，煤炭成本越低，市场竞争力越强，资金和劳动力便越愿意继续进入煤炭。这构成一种“资源优势的自我强化悖论”：一种优势越成功，资源越向它集中，替代力量越难成长。国家使命于是变成产业路径，产业路径再进入财政、城市和家庭，最后演变为地方命运。

煤炭进入社会，也进入了人的心智

上世纪80年代，煤矿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黑：道路、房屋和设备都蒙着煤尘，生产区与生活区混杂；但矿工家庭往往比普通家庭宽裕，吃穿也更舍得。后来参与环境研究，笔者看到水资源破坏、矸石占地、扬尘污染和矿工安全风险并未完整进入煤炭价格。煤炭意味着污染、危险和艰苦，也意味着收入、保障和尊严；意味着生态损伤，也意味着孩子上学、老人看病和一家人的安稳。山西人对煤炭的复杂感情，正源于贡献与代价的长期缠绕。

煤炭的影响沿着一条清晰链条深入山西：资源形成产业，产业支撑投资和财政，经济组织城市和单位，单位安排工作、福利和未来。煤炭不再只是生产资料，也成为社会安全感的来源。煤价上涨，企业利润、职工收入和地方财政一同改善；煤价下跌，压力从企业传到工资和家庭，再传到消费、财政和城市生活。山西由“拥有煤炭”走向“离不开煤炭”，最深的依赖不是产量依赖，而是“能力替代”——煤炭逐渐替代了部分市场功能、创新能力、财政弹性与社会自我保障能力。

所谓“资源诅咒”，揭示的是一种激励机制：资源收益来得快、规模大、易集中，会强化政府和大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，抬高对短期增长的依赖，挤压分散经营主体与长期创新。地方政府需要增长、财政和就业，企业需要利润，金融机构偏好有资源和资产的大企业，家庭需要稳定岗位——每个主体都作出了当时看来合理的选择，叠加起来却把整个地区锁在同一条道路上。这就是“局部理性、整体锁定”。

二十多年，山西转型为何艰难

山西并不是今天才知道需要转型。2002年前后，经济结构调整、生态治理和循环经济被摆到更重要的位置；2006年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，尝试把资源、环境、安全、劳动和转产成本纳入煤炭成本；2008年以后推进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；2010年成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；2017年国家进一步支持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；2019年又承担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。二十多年里，山西从未停止寻找出路。

这些探索取得了真实成效：煤矿安全和机械化水平提高，资源开发秩序改善，采煤沉陷区治理和生态修复持续推进，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文化旅游、新能源和数字产业开始成长。但判断是否转型成功，不能只看新建多少项目、增加多少产业名称，还要看财政是否降低对煤价的依赖，企业是否拥有独立于煤炭的市场能力，人才资本是否稳定流向新领域，煤炭下行时普通人的生活是否拥有缓冲。山西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煤炭的生产方式，却没有改变经济社会对煤炭的功能依赖，截至2024年，煤炭及下游行业的税收贡献依然占到全省税收收入的50%以上。

更深的困难是“煤炭转型悖论”：山西不得不依靠煤炭积累的财政、资本和组织能力来摆脱煤炭；越依靠煤炭推动转型，煤炭体系越容易被强化。行情好时，山西有钱转型，却因煤炭回报丰厚而缺乏转型的迫切性；行情差时，转型最迫切，企业和地方却首先要保工资、还债务、稳就业、保公共支出，转型能力反而显著减弱。这是“顺周期悖论”。项目数年可以建成，技术、市场、企业生态和人的能力却需要十年甚至一代人；长期正确的方向，便在短期增长、财政和就业压力下反复让位于煤炭。

如何理解“煤炭思维”？

人们常把转型困难归结为“煤炭思维”。“煤炭思维”首先是煤炭社会长期塑造的行为方式：偏好规模和确定性，信任大企业和大项目，习惯自上而下配置资源，不愿承受小企业、技术创新和市场试错带来的不确定性。然而，地方担心财政和公共服务，企业担心债务和职工安置，矿工担心收入、养老和家庭生活，资源型城市担心人口流失和整体衰退，这是普通人的正当安全感。煤炭思维首先是煤炭社会长期塑造的行为方式：偏好规模和确定性，信任大企业和大项目，习惯自上而下配置资源，不愿承受小企业、技术创新和市场试错带来的不确定性。

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也面临同样约束。煤炭过热时要抑制投资、淘汰产能，供应紧张时又要增产保供、稳定价格；地方则同时承担转型、增长、财政和就业责任。产业政策又习惯依靠重大项目和大型煤企，于是产业转换容易变成煤炭延链，非煤转型容易变成煤企跨行业投资。企业名称和资产可以重组，产业能力却不能随挂牌同步生成。

最终，资源与基础设施、巨型企业及其组织方式、财政就业与社会保障、稳定预期与风险厌恶，构成“资源—组织—利益—心智”的四重锁定。资源提供收益，组织配置收益，利益维持结构，心智回避不确定；四者循环强化。发展惯性因此不只存在于思想中，还被写进制度、资产、城市和家庭生活。山西转型不是换一个产业名称，而是重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。

煤炭角色正在重塑，山西的风险或许更早显现

“双碳”目标下，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国家战略。进入“十五五”，国家进一步明确控煤减煤方向和煤炭、石油消费达峰要求，同时强调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。煤炭不会消失，仍将承担主体能源和兜底保障责任，但其政策逻辑正从增量扩张转向总量约束、储备调节与清洁高效利用并重。这个变化不是简单的“要煤”或“不要煤”，而是煤炭在能源体系中的功能、收益和增长空间被重新定义。

供应格局也在分化。内蒙古的优势集中于鄂尔多斯等大型现代化矿区，陕西主要集中于榆林—陕北，新疆是煤炭生产力西移的重要承接区；山西则由晋北、晋中、晋东构成近乎全省域的煤炭经济。山西开发早，老矿和井工矿多，开采成本、生态欠账和社会负担更重。煤炭总量增长空间收窄、产能继续向低成本优势矿区集中时，山西的结构性风险可能更早、更广地显现。

风险将会沿“产业—经济—社会—人”的链条传递：矿井减产影响上下游和地方财政，企业收缩影响工资、社保和公共服务，收入下降再传到家庭、社区和城市。新能源可以创造机会，却未必在同一地区、以相近收入吸纳同等数量的矿工。山西可能同时面对资产贬值、财政收缩、岗位减少、人口流失和生态债务延续。过去煤炭收益服务于全国，未来收缩风险却可能首先留在山西。能源贡献具有全国性，转型风险具有地域集中性——这正是公正转型必须回应的问题。

走出煤炭，需要公正转型，更需要自我革命

能源转型需要计算的不只是减少多少碳排放，还需要考量哪些地区、企业和家庭承担成本。公正转型首先是责任公正：国家、能源消费地区和煤炭企业应共同承担老矿区治理、职工转岗、生态修复和地方财政调整成本；其次是机会公正：山西需要的不只是一笔补偿，还要在科技、教育、产业和公共投资中获得新机会；再次是过程公正：矿工、矿区家庭、社区和中小企业应参与矿井退出、岗位转换和土地再利用的决策。

可以为转型建立“三本账”：算清山西的历史贡献账，识别矿区、财政、就业和生态的现实风险账，再把资金、教育、创新和新岗位落实为未来能力账。只有第三本账真正增加，补偿才会变成发展。煤炭景气时，应把一部分资源收益稳定转入跨周期转型、矿区修复和劳动者能力建设；矿井退出前，要建立清晰的责任准备和地区转型方案，不能在繁荣时只顾扩张，在衰退时把成本留给社会。

公正转型并不意味着山西只等待帮助。没有外部公平，山西可能独自承担全国转型的成本；没有内部的自我革命，外部支持也可能再次变成大项目和资源扩张。政府要从直接配置项目，更多转向营造公平市场、公共服务和创新生态；大型国企要从追求体量，转向开放产业链、建设技术和生产性服务能力；高校科研机构要让成果更顺畅地进入企业和市场；社会要给中小企业、创业者和失败后的再出发留空间。

煤炭自身也必须转：智能矿山、瓦斯利用、矿井水治理、矸石综合利用、煤电灵活性改造、矿区新能源和废弃矿井利用，都能降低仍需生产和利用的煤炭所带来的安全与生态代价。但“转好煤炭”不能代替“转出煤炭”。文旅、先进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数字产业等探索值得珍惜。太钢“手撕钢”、传统装备制造升级、山西文物活化、大同算力与数据服务，这些新的幼苗已经出现。真正重要的让不同企业和产业长成多样生态。

突围的最终尺度，是把选择未来的能力还给人

山西最需要转变的，最终不只是煤炭本身，更是人被单一产业限定的生活方式。所谓“人的煤炭化”，不是对矿工或山西人的批评，而是说职业、福利、身份、社会关系和安全感长期依附于煤炭单位，一个人离开旧体系便可能同时失去收入、保障和未来预期。在这种条件下，要求人们主动拥抱转型，既不现实，也不公正。

真正以人为本的转型，要把抽象政策变成具体选择。矿井退出之前，能否提前绘制岗位、技能和家庭风险图谱？培训之后是否真有相应工作，而不只有一张证书？医疗、养老和子女教育能否不因职业转换而失去？年轻人不进“大单位”，能否仍获得体面生活？科研人员能否把技术变成产品？中小企业能否公平获得融资和市场？一个人创业失败以后，是否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？

这就是“能力转型”。项目转型关心建了多少厂房、完成多少投资、增加多少产值；能力转型关心政府支持和煤炭输血减少后，新企业能否生存，技术能否进步，人才是否愿意留下，普通人是否拥有更多职业和生活选择。未来的山西不应再是“一柱擎天”，而应是“多木成林”：大企业稳定基础，中小企业寻找市场，创业团队探索未来，传统工业继续升级，文旅、服务业和新经济提供不同入口。

一个地方真正的活力，不在于有多少大项目，而在于普通人是否相信：不依靠煤炭和关系网络，凭知识、技术、信用和劳动，也能改变生活。衡量山西是否走出煤炭，不能只看煤炭占比下降多少，更要看山西和山西人是否增加了选择。选择增加，人才才愿意留下，家庭才敢改变职业，社会才会形成抵御单一产业波动的韧性。人的选择能力，才是资源型地区最深层的生产力。

乡愁是不离不弃

煤炭成为主导产业之前的山西，曾经依靠土地、手艺、商业、信用和多门类工业生活；煤炭兴起以后，国家使命经由矿井、铁路和企业进入经济社会，最终成为许多人的职业、保障和心理依托；今天，煤炭的角色正在改变，山西也到了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时刻。

走出煤炭，不是抹去煤炭，更不是否定几代矿工和山西承担的国家责任；而是让煤炭从支配地方命运的力量，回到一种边界清晰、责任清晰的能源资源，让人的创造重新成为发展的中心。重新成为山西，也不是回到晋商时代，而是重新激活发现市场、经营信用、尊重技术、鼓励创造的能力。

总有一天，运煤列车会少下来。那不应成为山西失去方向的时刻，而应成为山西不再只由煤炭定义、重新依靠人的创造出发的时刻。乡愁，是看清故乡的问题以后，依然不离不弃。说到底，山西的命运从来不在煤层深处，而在山西人的选择里——过去如此，未来，更当如此。（文|袁进 何泓 李莹）